钱前：我应该是1983年年底第一次到海南，从杭州途经广州，然后坐海轮到海口，再坐大巴到陵水。这一晃已经43周年了。海南是我们的宝岛，景色很美。那时候的条件虽然艰苦，但大家的精神风貌都很好，眼里有光。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很幸福。

在海南岛以北的地方，冬天是种不了庄稼的。到了海南，我首先要学会种地管地，因为在大学时没学过栽培技术，在农民师傅的帮助下，我掌握了整个水稻的种植技术，收获非常大。就小半年时间，把水稻从种子到种子的全生命周期都种出来，每天都是一身汗。

钱前：从育种角度讲，冬天我们可以在海南这个自然环境中加快种子选育的进程。传统育种中，一个品种的选育至少需要十代甚至更久，远缘杂交在十代后性状甚至还固定不了，那就意味着十年以上。

那时候的中国刚刚解决了“吃饱饭”的问题。种业人参与其中，就是要跑出加速度，把一年当作两年用，在海南用一年种两季甚至三季，全年周而复始。

南繁的历史贡献非常非常大，高粱杂交种研发成功，让粮食产量显著增加；上世纪70年代初的水稻南繁成就了杂交水稻，是一场真正让中国人民吃饱肚子的宏伟的技术创新。

钱前：团队协作是现代种业的根基。我们的大团队不仅有传统的种质资源收集，还汇聚了智慧育种、植物生理等各专业人才。

野生稻的性状原始古老，难以保存，更难以直接用于育种。我们团队的目标是把所有野生稻导入到栽培稻背景中保存其血脉，同时研究每个基因片段的功能。我们的团队大规模地将野生稻群体转到栽培稻背景中，通过连续的杂交回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保存野生稻资源，使其能够直接用于育种。

精准鉴定野生稻也是一项重要工作。在育种中，70%的抗逆（包括生物逆境和非生物逆境）基因都来自野生稻。我们已经从野生稻中找到了抗稻瘟病、抗白叶枯病、抗虫基因，也找到了不少耐盐、耐热材料。还要抓紧从野生稻中找到革命性、颠覆性基因，实现从资源到基因、到品种的突破。

育种周期很长，但好在海南一年能种三代，南繁一次就多一代。目前我们的水稻品种培育已经有了一些苗头，有多个从野生稻中挖掘的新基因在水稻材料和品种中的表现比较优异。

钱前：传统育种已经把人的脑子用到极致，我用肉眼也能识别几十种基因，一看表型就知道可能是什么基因，但水稻有4万多个基因，光靠人眼和人脑是不够的。

这几年，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的大爆发，驱动产生了智慧育种这个新兴学科。通过多组学数据整合和算法优化，结合遍布田间的各种传感器、地上的自动化设备、空中的无人机、卫星遥感等等，智慧育种能帮助我们实现自主决策，更精准、快速培育优良品种，为可持续的粮食生产提供更快速、智能的解决方案。

发展智慧育种，首先离不开海量原始数据的数字化，还要确保这些数据的可靠和精准。同时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推进多学科协作，培养跨学科人才。现在在海南，不同院校、不同专业的人聚在一起，要有雄心壮志，通过千百万次实验，在失败中找到光明、看到希望。

当然，我们在发展这些新兴学科的时候，也要脚踏实地，一定要与传统育种结合。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随着技术进步和持续创新，人类将更深入理解和更好利用自然规律，实现与环境的和谐共生。

钱前：我在海南全职工作已经三周年了，但参与南繁已经43周年了。作为南繁硅谷建设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我感到非常荣幸和自豪。

这几年，南繁可以用“巨变”来形容，这里的创新生态搭建得非常好，从种质资源到品种选育、推广、应用，从基础解析到前沿突破，南繁硅谷都是中国种业的生力军。更重要的是人才汇聚，这里有众多农业科研机构和团队，逐渐发展成为我国种业的人才高地。

而且，南繁硅谷里的科研与产业不断向深融合，崖州湾集聚了中种集团、国投种业等一大批种子企业，我非常希望能够在海南打造出中国种业的“航空母舰”，并且能走出去在国际市场发展壮大。

总体上看，从南繁基地到南繁硅谷，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正在我们手中一步步实现。一个集科研、生产、销售、科技交流、成果转化为一体，服务全国的“南繁硅谷”正加速向我们走来。

海南四季春潮涌，不待扬鞭自奋蹄。在这个最好的时代，我希望全体种业人身上有汗、眼睛有光，都能在这个时代里建功立业、生根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