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立足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出新的战略部署。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稳步推进，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但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问题依然突出。面对“十五五”时期的新形势新挑战，必须深刻把握农业农村发展规律，精准识别关键问题，科学谋划突破路径，夯实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战略根基。

（一）农业产业链供应链存在短板

产业链、供应链是乡村产业的“生命线”，其韧性强度与现代化程度直接关系产业增值空间和风险抵御能力。目前，我国乡村产业正处于整体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的关键时期，然而产业链条不完善、供应链基础薄弱、价值增值能力不足、产业融合程度不深等问题仍较突出。

一是产业链条“短”。上游仍以原料输出为主，精深加工技术装备整体滞后，冷链物流、仓储保鲜等供应链基础设施薄弱，导致“原字号”产品出村、“低端价”上市的局面仍未得到根本扭转。

二是价值增值能力“低”。“优质优价”机制尚未健全，传统营销方式仍较普遍，大数据、新媒体等数字工具应用不足，对中高端消费市场的触达能力有限。农业品牌整体影响力不足，农产品溢价能力较弱。

三是产业融合层次“浅”。农村一二三产业衔接松散，新业态偏少，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等领域同质化竞争突出，多以采摘、农家乐等传统形式为主，与文旅、教育、康养等现代服务业融合的广度与深度有待进一步拓展。

（二）农业经营主体存在“小散弱”问题

经营主体是乡村产业的“核心引擎”，其发展水平是决定产业质效的关键。当前，我国农业经营主体整体规模化、组织化程度不高，难以有效承担引领现代农业发展的重任。

一是小农户仍是我国农业经营的基本面，但经营规模有限、综合实力较弱，导致其在应用现代农业技术、对接大市场及抵御系统性风险等方面存在明显短板。

二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整体发展质量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合作社的服务带动功能尚不充分、家庭农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有待增强、农业企业对全产业链转型升级的引领支撑作用仍需强化。

三是各类主体之间利益联结松散，缺乏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合作机制，导致农民难以稳定分享产业链增值收益。

（三）社会化服务支撑能力相对不足

社会化服务是乡村产业的“支撑网络”，其完善程度直接关乎农业强国建设的根基。当前，我国现代农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尚处于探索阶段，整体面临融合模式相对单一、覆盖环节衔接不够顺畅、价值创造能力有待提升等问题。

从实践来看，现有的融合业态多集中于机械作业、统防统治等产中环节的服务外包，对农业全链条的系统性支持仍显不足。在研发设计、智能装备应用、精细化种植管理、产后加工储运、品牌化建设、电商与新零售等关键环节，专业化、高附加值的服务供给相对匮乏，服务体系的渗透性和集成度有待提升。这种局部化、低水平的服务供给，导致农业产业链各环节协同效率不高，科技创新应用不顺畅，制约了整个产业向价值链中高端发展。

（四）农村人口空心化、老龄化值得关注

农村人口结构，不仅深刻影响农业生产经营和农村资源配置方式，还直接关系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进程和质量。

从空间结构看，农村人口持续向城镇转移，农村常住人口从1995年的最高峰8.6亿人逐步减少至2024年的4.6478亿人。据2024年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在全国14个省份的472个样本村中，人口空心化率超过43.4%的深度“空心村”占比达48.8%。未来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仍是长期趋势。

从年龄结构看，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农村地区60岁及以上人口规模达到1.2亿人，占比23.81%，比城镇地区高出7.99个百分点。农村人口老龄化相比城镇速度更快、程度更重。未来十年农村老年人口年净增将超千万人，对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构成的挑战日益严峻。

（五）乡村协同治理有待进一步提升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伴随农村经济社会结构深刻变革，我国乡村治理面临一些新问题。

一是乡村治理人才支撑不足，留守群体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有限，本土青年、返乡人才“留不住、引不来”的现象仍较突出，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等环节的实质效能仍待提升。

二是治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传统路径，较多依赖行政手段，与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治理理念融合不够深入，治理模式的创新性与适应性需进一步提升。

三是部分村庄集体经济基础较为薄弱，基层干部队伍知识更新滞后，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有限，制约了基层组织活力的有效激发。

四是数字治理平台存在“重建设、轻应用”现象，功能大多停留于信息发布、公文传输等基础层面，与基层党建、民主议事、矛盾调解等核心治理环节的融合程度有待提升。

（一）构建高韧性、高附加值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全面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坚持创新驱动，着力补齐短板，推动产业链向高端跃升。

一是强化现代设施装备支撑，特别是加强农村地区加工仓储、冷链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突破精深加工技术装备瓶颈，重点研发和推广智能化、绿色化农产品加工装备，推动“原字号”向“精字号”“深字号”升级。

二是加快数字技术与农业全产业链深度融合，推动数字技术在农业全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应用，建设智慧农场、数字农业园区，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溯源信息系统，推动生产智能化、管理精准化、流通高效化。

三是提升农产品科技含量，前瞻布局生物制造、未来食品等新兴领域，推动初级产品向高附加值食品、高价值功能性原料升级。

四是深化“农业+”融合模式，促进农业与文化创意、健康养生、教育研学等产业互动发展，打造线上线下联动的沉浸式体验场景，实现从“卖产品”向“卖文化”和“卖体验”转型。

五是强化品牌建设与数字营销双轮驱动，运用区块链等技术提升品牌可信度，通过直播电商、社交平台拓展市场容量，构建“优质优价”的市场机制，全面提升农业价值链竞争力。

（二）培育协同高效的乡村产业发展共同体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全面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激发各类产业主体内生动力，构建利益共享、协同高效的乡村产业发展共同体。

一是创新组织模式，重点培育一批产业链条完整、带动能力显著、抗风险能力突出的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构建以“龙头企业为引领、合作社为纽带、家庭农场和专业农户深度参与”的多层次、网络化产业新生态，打通“生产—加工—流通—品牌—消费”一体化协同通道，推动农业主体从“各自为战”转向“集群作战”，实现全链条增值增效。

二是构建“联得紧、收益久、带得稳”的长效联农带农机制，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订单收购、保底分红、股份合作、托管服务等多元合作模式，将小农户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确保其稳定共享产业链各环节的增值收益，让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真正成为引领现代农业发展的引擎，形成“主体多元融合、要素高效配置、农民持续增收”的协同发展格局。

（三）补齐生产性服务短板，健全“全链赋能”的现代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全面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以生态服务重构为突破口，推动农业社会化服务从“基础服务”向“全链赋能”战略升级，构建“全程覆盖、集成高效、数字驱动”的现代服务体系。

一是加快推进现代化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建设，以推动全产业链服务为核心，以“服务集成化、功能融合化、运营平台化”为方向，打造集“生产服务、技术集成、产业融合、政策落地”功能于一体的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实现从“点状服务”向“链式服务”、从“环节支撑”向“系统赋能”的战略跃迁。

二是以数字赋能农业社会化服务，积极培育专业化、数字化服务组织，整合区域内服务资源，构建集研发、生产、加工、品牌、金融、电商等功能于一体的数字化服务平台。通过强化统筹整合与市场化运作，不断提升服务的规模化、专业化、精准化水平，让社会化服务真正成为连接全产业链的“纽带”，为农业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

（四）应对空心化老龄化，优化乡村要素配置和空间布局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全面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坚持人的现代化这一核心，依据农村人口流动和结构变化趋势，优化村庄布局，盘活闲置资源，构建与农村常住人口需求相匹配的资源要素配置体系。

一是有序引导农村人口适度集聚。积极推动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向城区、镇区有序集聚，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加快探索进城农民“三权”自愿有偿退出机制，增强其融入城市能力。引导有意愿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的空心村农户，就近向中心村或经济强村聚居，同步推进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和村庄人居环境改善，促进新型职业农民在农村安居乐业。

二是推进村庄精明收缩和闲置资源盘活利用。针对空心化问题突出的村庄，实施精明收缩、减量发展策略，重点强化其现代农业生产、生态保育等功能。推进以县域为统筹单元、以乡镇为基本实施单元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创新村庄闲置资源盘活路径，将闲置存量资源向发展增量转化，为乡村产业振兴和农民增收提供要素保障。

三是片区化推进和美宜居村庄建设。以中心村为基础，联动周边空心化严重的小村、弱村，推行片区化建设模式。通过整合片区内乡村发展要素，因地制宜布局现代农业设施、新型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协同推进原生态村居风貌保护和现代元素融合，打造兼具传统特色与现代品质的宜居环境，提升村庄人口集聚水平。

四是加快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进一步推动城市数字化服务向农村老年群体覆盖，推进农村公共服务设施适老化改造。着力构建县、镇、村三级一体化、集约化发展的养老服务联合体，提升农村养老服务便利性和可及性。系统整合养老机构、村级组织和家庭三类养老资源，重点发展养老助餐、医养结合等特色服务，为农村老年人提供涵盖生活照料、助餐保障、精神慰藉在内的多元化养老服务。

（五）化解乡村协同治理困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全面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须重塑乡村治理格局，构建主体多元、模式创新、资源整合、数字赋能的新型乡村治理体系。

一是深化村级党组织跨村联建，坚持“区域相邻、功能相近、产业相连、配套相通”原则，合理划定联建范围；由联建村党组织共同组建联合党委，明确联合党组织职责，牵头统筹联建村的组织建设、产业发展、基层治理、公共服务等重点工作，形成党建引领下的协同治理合力。

二是加强乡村治理人才队伍建设，实施“乡村治理带头人”培养计划，构建系统化集中培训、实践导师传帮带等多元化培养模式，着力培养既懂现代化乡村治理、又适配现代乡村产业发展需求的骨干人才。破解农村集体经营人才瓶颈，积极支持有条件的村庄引入职业经理人等专业化运营力量，加快推进与之相适应的职业技能标准体系和培育体系建设。

三是完善“网格+”服务管理体系，推进网格组织、功能、机制重塑，推动资源、管理、服务下沉，以“小网格”撬动农村“大治理”。

四是创新“信用+”体系建设，推动农村原有治理资源、治理方法串联融合、系统集成，形成“信用+环境整治”“信用+志愿服务”“信用+基层党建”等治理新模式。

五是创新“数字+”赋能乡村治理，探索建立与乡村产业发展、农民生产生活水平相匹配的数字乡村治理新模式，实现“党务、村务、财务”网上公开，提高涉农事项全程网上办理比例，推动政务服务“网上办、掌上办、一次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