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性工程，以乡村治理现代化夯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基，是中国共产党的一种强烈历史自觉和发扬历史主动精神的深刻体现。新时代以来，我国在完善乡村治理体制、提升乡村治理能力方面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但同时仍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管党治党宽松软、公共服务能力不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不相适应、主体缺位与权力异化、民主政治与民生利益脱嵌等问题。如何推动乡村社会生产关系的根本性调整，破解乡村治理的诸多难题成为全面深化农业农村改革、构建高质量发展格局的题中之义。本文依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探究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对形成乡村社会新型生产关系的重要意义，并深入分析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如何从根本上破解乡村治理难题，进而推动乡村治理理念的升级、乡村治理体系的完善与乡村治理机制的革新。

       一段时期以来，乡村治理主体理念僵化落后，乡村治理出现“内卷化”倾向，治理主体身陷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小微权力腐败之中。这一现状的根源在于农业生产力发展所处的特定阶段，即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相对滞后，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最大短板。农业新质生产力是乡村治理主体理念再升级的根本动力。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既可以实现农村物质生产方面的破旧立新，也能推动农村生产关系、精神意识、思想活动等方面的革故鼎新。加快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自然要求作为乡村多元治理主体的基层党组织、党员干部、村民个体、新乡贤、社会组织等在思想上要自觉与党中央关于“三农”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保持高度一致。在开展乡村公共事务活动时，各治理主体需要更新自身的理念认知，充分发掘科技、智能、数字、生态等新型生产力要素的巨大潜力，通过数字化的治理理念和智能化的治理方式，实现思想的解放、理念的改进。

       首先，农业新质生产力理论引发乡村治理关键信息与话语体系的重构。农业新质生产力所蕴含的话语体系与符号表达，揭示了其驱动力主要源自新科技、新要素和新动能。当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生物制造等新兴技术驱动农业的集约化生产时，这些技术不仅革新了农业生产的面貌，也深刻影响了农业经营主体与乡村治理者的思维观念。他们的政治意识与治理理念融入了智能与科技的元素，促使他们注重运用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概念来重新定义乡村治理的内涵，强调将数字化、智能化、专业化、生态化、技术化作为表达乡村政治活动的要旨。其次，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促进乡村治理制度体系的优化。在调节乡村社会关系、制定乡村公共产品分配规则、协商乡村公共事务以及规范乡村小微权力运行的过程中，突出强化以数字化治理转型为契机、技术赋能治理的提质增效为核心，拓展智慧治理、生态治理、高效能治理新领域，打造乡村治理新版本、激发治理主体新动能。

      全面深化乡村治理体制机制改革、系统性优化乡村治理结构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建设农业强国、夯实中国式现代化根基的关键举措。这一宏伟目标的实现，根本动力源于先进生产力，尤其是农业生产力的跨越式提升。新时代乡村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革新，以及农业生产力的跃升，是推动乡村社会变迁、促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核心驱动力。一方面，以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实现产业振兴，是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的前提。乡村多元主体在参与技术含量高、生产链域广、人力资本强、驱动力度大的产业活动时，必然要借助以智慧化、网络化、数字化、物联化、组合化、绿色化为主要特征的技术媒介，这无疑会倒逼乡村治理机制发生创新性变革。另一方面，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带动农业生产关系领域的颠覆性变革，其实质是乡村社会凭借上述创新性的媒介，驱动主体参与、生产经营、产权界定、利益交换、收益分配、公共服务、生活消费等多个领域体制机制的系统性调整，从而自然地推动乡村治理机制向更为简约化、高效化、精准化、数字化的方向转型。

       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是将数字技术等新型要素融入涉农产业，加快建设农文旅融合的乡村产业体系，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农业新质生产力对于农业常规生产力的超越既是依托新型要素重新定义农业生产方式的经济过程，更是同频协变乡村治理方式的政治过程。由计算力、数字化、智能化、生态化驱动的新质生产力，不仅带动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大变革，而且深刻促进治理形态的重大调整。要将数字智能技术真正转化为农业物质生产能力，需要具备一定数智思维意识、数智素养、数据运算技能的新质治理者、新质劳动者来处理纷繁复杂的治理信息，调节数字经济活动中的社会关系。因此，农业新质生产力驱动乡村治理现代化，首先是将产业兴农、质量兴农、绿色兴农所凭借的数字科技、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生物技术、区块链等新型要素有效植入乡村治理全过程。

      农业生产力由常规形态升级为新型质态，归根到底在于劳动力的变革。乡村治理主体既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最活跃的要素（劳动力），同时也是乡村公共事务的参与者和决策者。农业新质劳动力集高质量农业劳作与高效能乡村治理为一体，这种身份复合性的实质是凭借现代科技、人工智能、数字算法、网络平台、绿色低碳理念重新培育新质劳力，增加人力资本的同时也提升了乡村治理能力。诸如在开展村民选举、协商村集体事务、调节利益分配、化解矛盾纠纷等过程中，新质劳力将经济活动中习得的数字媒介、锻造出来的智慧品性嵌套渗透至公共事务治理活动，依托信息技术与乡村治理的深度融合，提升数字化参与、智慧化协商、专业化决策和平台化监督的能力。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必将塑造新质劳力的首创精神，激发新质劳力的治理伟力。

       农业农村领域，村民民主参与感低下，根本原因在于农业常规生产要素供给的失衡，生产要素配置低效导致治理机能失效。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实践旨向在于激发知识、数据、技术、管理、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活力，以高科技、高质量、高效能的农业生产力质态极力保障乡村民众当家作主的权利。农业新质生产力驱动乡村新质民主的生成，乡村民主动能的激发、民主机制的完善，有赖农业生产要素的适配。首先，涉农领域生产知识、科学技术和经济人才资源等生产要素被适应性地引入并融入村民对美好政治生活的追求之中，将进一步重塑治理知识、提升治理技术、优化治理理念；其次，农业新质生产要素的均衡性配置，不仅大幅度提升乡村社会致富增收的能力，而且将村民不断增强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转化为“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效能；再次，农业新质生产要素的系统性铺排，可防止技术、资本等单一要素对村民民主权利的侵蚀。

      传统农业生产力所创造的物质财富极其有限，农业生产的低效率延续与“内卷化”、大国小农与农村“糊口经济”的现实迟迟得不到改变，致使农业农村现代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最大短板。长期以来，村民们急难愁盼的操心事、愁心事、烦心事在于产业增收和民生保障，如果村民参与公共治理的利益空间有限、治理议题与民生利益脱嵌，那么他们对公共生活的注意力将大打折扣。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提高农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并推动农业产业结构的迭代升级，其首要目的在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加农民收入，进而实现农村富裕。伴随算法时代的到来，新一轮科技革命提供新的农业增长点，数字农业、智慧农业、电商农业、集约农业、生态农业的兴起将极大释放涉农领域的算法红利，使得农业成为致富、能富、享富的优势产业，而这将从根本上解决乡村公共治理活动中参与动能缺乏、参与信心不足的问题。算法农业将大大拓展乡村利益空间、切合村计民生，推动治理目标民生化。

       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推进，根本的着力点依然在农村基层本身。一段时期以来，农村基层“层层发文、层层开会、过度留痕、过频考核”等形式主义屡禁不止，部分党员干部政绩观错位、党性不纯、深陷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与此同时，全面从严治党不力、基层组织行政权威戕害村民自治、资源下乡衍生的“精英俘获”“小微权力腐败”等种种弊病导致乡村治理“内卷化”。近年来，党中央持续发力整治农村基层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破解治理“内卷化”难题，正是认识到其带来的极大危害性。当前，农业新质生产力驱动乡村治理现代化，仍不得不面对农村基层形式主义和“内卷化”顽疾。鉴于高素质的乡村干部队伍还未真正建立起来，科技素养不足下的责任转嫁、虚拟政绩下的数字形式主义、脱离实际情境下的官僚主义作风、消极应付政策下的疲态乱象等等都将对农业生产力跃迁、农村生产关系变革构成严重障碍。

       当前，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乡村善治的实现归根到底需要掌握先进科学技术、数智技能的新质农民。专业化、数字化、智能化的高素质人才队伍，既是发展新质农业必需的核心要素，也是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主体力量。鉴于此，各地在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实施乡村全面振兴战略过程中，鼓励城市数字人才“返乡”创业，加快城市数字要素向乡村的流动。然而，长期以来，城乡二元体制对于农业农村这一基础领域的影响是深层次的，制约着农村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的变革。伴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入推进，乡村人口外流、务农人口老龄化加剧的现状不但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反而由于城市要素积聚和虹吸效应，以及城乡数字技术设施建设的非均衡性，城乡数字化发展差距更加凸显。与城市便捷快速的科技转化、数字传播、物联互通能力相比，乡村呈现出明显的滞后性。因此，如何加快城乡融合发展，消除广泛的城乡差异，对于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以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至关重要。

       传统小农生产及其生活方式的延续与异化，对于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具有明显的约束。“异化小农”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经营规模、资源整合的生产困境，使得原本微弱的乡村公共性缺乏再生产的土壤。加之以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农业新质生产力要素所驱动的平台化生产生活方式，可能导致原有的公共性要素无法有效激活，进而压缩“异化小农”“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情感和利益链接空间。此外，正如有研究所注意到的，面对因资源分配、知识素质、年龄结构而导致的城乡差异，村庄主体受客观困境的约束，无法进行内化接受与外向反馈，形成弱接受与低回应。弱接受与低回应成为村庄边缘人群面对技术下乡的两种集体表现，他们对技术的接受与回应能力有限，造成空心化村庄整体的技术失衡。可见，“异化小农”的公共精神、合作共治、社会资本等的断裂性流失以及对数字技术的弱接受，将在很大程度上妨碍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进而不利于乡村共同体建设与公共治理活动的开展。

       乡村基层要在党组织领导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化农业农村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切实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乡村党员领导干部等关键少数要自觉肩负起催生农业新产业、新技术、新模式以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主体责任，完善推动农业技术革命性突破、农业生产要素创新型配置、农业产业深度融合发展的政策和治理体系。充分依托农业生产所需的大数据、云计算、5G网络、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先进技术，对乡村公共事务治理活动进行可视化、敏捷化管理，将“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机制贯穿乡村致富能手选拔、新兴产业培育、政策落实、项目落地、资源分配等公共事务治理的全过程。着力打通束缚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基层减负。

       在城乡融合发展的政策导向下，县域层面要因地制宜地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加快构建新型城乡关系。根据实际需求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同时提升数字传导能力，加快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生物科技等城市经济技术优势融入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和生产关系革新的步伐，实现产业要素和治理技术在城乡空间范围的高效流动和均衡分布。不断将农业经济领域的科技平台效果扩散到公共服务、信息对接、矛盾化解、产权制度改革、全过程人民民主运行、组织下沉、利益分配等乡村治理活动。归根结底，只有从市场配置、数智技术、资源共享、空间范围等多维度畅通县域城乡深度融合的通道，塑造农业新业态，探索出“数字化-智能化-精细化”的乡村治理模式，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对乡村治理所产生的科技知识溢出效应才能深度显现。

      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乡村中坚村民流失，留守老人和边缘化村民游离于数字智能时代，“数字难民”“数字遗民”等导致产业发展陷入人力资本配置缺失、乡村治理能力不足的困境，无疑强化了乡村内部的异质性。农业新质生产力驱动乡村治理现代化，根本的内驱力来自具有低碳绿色、人工智能、科技知识储备和数字素养的新质劳力。因而，要努力激发新质劳力在农业发展和乡村治理中的主体活力与首创精神，挖掘培养在地和回乡人才，健全外部人才引进政策，建立城乡之间的人才对口交流帮扶政策，助力新质劳力积累起科技数字创新的资源，提升新质劳力发展农业生产力、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要充分利用“云领域”这一新兴传播媒介，加大对乡村公共文化产品的投入力度，并进一步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从而推进“天下为公”“亲仁善邻”“和而不同”“公私兼顾”“为政以德”“家国情怀”“休戚与共”“守望相助”“和衷共济”等传统文化内容在乡村社会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尤其是将其中的公共理念潜移默化地植入基层党员干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内心世界，不断塑造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在“以文化人”的基础上推动乡村公共性再生产，借助优秀传统文化为乡村凝心聚气、培根铸魂，增进乡村有机联结、丰富情感治理，最终提升农业农村领域的文明程度。